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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朝有科舉制嗎？看看科舉在元朝中斷幾十年的原因
科舉制度自隋代創(chuàng)立以后，逐漸成為國家選撥人才的主要渠道，其后的唐、宋、金、遼等朝皆大力推廣，并結(jié)合統(tǒng)治需要，建立了完備的科舉體系，對后世科舉取士產(chǎn)生了重要影響。然而，到了元初時，科舉卻突然中斷了，這又是什么原因?qū)е碌哪?
在成吉思汗、窩闊臺、貴由和托雷的先后帶領(lǐng)下，蒙古軍隊對金、歐洲東部諸國、西亞諸國、南宋等的征伐，控制了遼闊的領(lǐng)土面積。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，效仿中原的典章制度，于至元八年(1271年)改國號為大元。
作為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(nèi)建立政權(quán)的少數(shù)民族，蒙古貴族“只識彎弓射大雕”的特點并未完全改變，仍然倚重蒙古貴族的軍功吏才，統(tǒng)治階層和儒臣對是否采行科舉取士存在很大的分歧。經(jīng)過許多儒臣的竭力提議，元仁宗于皇慶二年(1313年)宣布“行科舉”，此時距元世祖攻滅南宋已經(jīng)有三十四年之久，這是自科舉創(chuàng)立以來中斷時間最長的一次。
元朝關(guān)于實行科舉的討論在元世祖忽必烈執(zhí)政時期最為激烈。元朝建立之后，隨著統(tǒng)治的版圖在中原地區(qū)迅速擴展，元世祖忽必烈及部分蒙古貴族對中原文化的認知程度明顯加深，科舉作為影響中原地區(qū)士子的重要制度進入了他們的視線。
有不少大臣提出應(yīng)當以科舉取士，并且說明科舉取士的重要性。元世祖也認為科舉是良法，準備下令實行科舉，并且要求中書省和翰林學士議定科舉程式，然而詔令并未被付諸實施。盡管如此，通過多次討論，基本確立了元朝科舉考試內(nèi)容，即重經(jīng)義，輕詩賦。因此，從這一意義上而言，忽必烈時期關(guān)于采行科舉的爭論可以看作是元朝實行科舉的醞釀。
元成宗即位之初，即將實行科舉制度提上日程，即位詔書就要求中書省“議行貢舉之法”。王惲是力主實行科舉取士的儒臣，他在給剛剛登基的元成宗上奏《守成事鑒》中列有“選士”一條，建議盡快恢復科舉取士制度。
盡管王惲請求朝廷迅速恢復科舉，但他并不主張草率實行科舉，他認為實行科舉的前提是恢復和發(fā)展官學教育，以便使科舉選撥的人才具有真才實學，他甚至認為需要將官學教育與科舉制度直接關(guān)聯(lián)起來，這不但能選撥有真才實學的人才，而且可以促進官學教育的發(fā)展，這適合元初需要大力發(fā)展官學教育的實際情況。然而，王惲等人的呼吁并未讓科舉得以恢復，科舉取士仍然停留在討論階段。
元初之所以長時間沒有實行科舉取士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蒙古貴族對于科舉取士制度的抵制是其內(nèi)在原因。正如翰林集賢直學士程鉅夫在《吏治五事》之四《學?！匪裕骸吧w嘗有旨行貢舉，求好秀才，上意非不諄切，而妄人輒陰沮之，應(yīng)故事而集議，凡幾作輟矣。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，政治之不理也?！?/p>
在程鉅夫看來，盡管皇帝下圣旨要恢復科舉，皇帝非常迫切地希望通過選撥有才能的人任官，但是總有一些奸佞之人背地里阻止，導致每次的討論都是無果而終。而“陰沮”之人主要是部分蒙古貴族。
蒙古貴族之所以會如此抗拒科舉取士，主要是擔心通過科舉制度選撥的儒臣會危機本民族的專制統(tǒng)治，以及個人私利。蒙古貴族在長期的征伐過程中，任命了大量的蒙古貴族為官員，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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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朝有科舉制嗎？看看宋朝科舉和元朝科舉有哪些不同
宋朝實行的科舉制度中，設(shè)立的考試科目也很多，主要有進士科、制科、詞科等，此外還有明經(jīng)、三史、明法、童子、武舉以及“三舍法”取士等。宋朝進士、明經(jīng)等科考試一般分為州試、省試、殿試三級。由于參加禮部省試的舉人不斷增加，太宗以后，禮部省試錄取的也相應(yīng)擴大，每次至少要有百名左右。但有的考生多次省試通過后卻在殿試中被黜落，不免產(chǎn)生怨恨之心，還有當時逗留在京師開封的科舉落第舉子常有六七千人，遇到國家有事不能正常進行科考時，他們就可能耽擱數(shù)十年找不到出路，有時便釀成考生鬧事事件，這對統(tǒng)治者都是十分不利的。
為了維護封建統(tǒng)治秩序，宋仁宗于嘉佑二年(1057年)決定，此后殿試一律全都錄取。錄取名額可多達五、六百人。與唐朝不同，凡是省試、殿試通過以后，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職，而且考在前等的很快就可以獲得。
宋朝科舉制度的這些變化、發(fā)展，表明了封建統(tǒng)治者在極力籠絡(luò)中小地主和下層知識分子，有助于鞏固其政權(quán)。
元朝是公元1271年由蒙古貴族建立的封建政權(quán)。蒙古統(tǒng)治者實行的科舉制度帶有明顯的民族歧視色彩。當時把全國分為四種人：一是蒙古人;二是色目人，包括西夏、回回等西北各少數(shù)民族;三是漢人，包括契丹、女真和原來金朝統(tǒng)治下的漢人;四是南人，指長江以南的漢人和西南各少數(shù)民族。國家的重要官職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上層分子擔任，因此科舉考試對于他們來說是可有可無的。
元朝的科舉考試，每三年舉行一次，分為鄉(xiāng)試(行省考試)、會試(禮部考試)、御試(殿試)三級。各級考試時，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與漢人、南人分開考。在鄉(xiāng)試、會試時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兩場，而漢人和南則須考三場。御試時，雖然四種人都考策問一道，但前兩種人僅限五百字以上，而漢人和南人必須在千字以上。在考試內(nèi)容上，蒙古人、色目人的題目比較容易，而漢人、南人的題目比較難。如果蒙古人、色目人愿意參加漢人、南人的考試，取中后授予的官職可以提高一等。
這些規(guī)定都體現(xiàn)了蒙古統(tǒng)治者在科舉制度中推行的是民族歧視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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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朝有科舉制嗎？為什么說在元朝中舉是一件困難的事情
元代科舉始于元太宗窩闊臺時期，窩闊臺采納謀臣耶律楚材“用儒術(shù)選士”的建議，于1238年舉行了“戊戌選試”，共錄取4030人，但不久后即中止。
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，朝廷圍繞科舉興廢問題展開反復討論，雖然王鶚等人主張恢復科舉，許衡也制定了“選舉之制”，但科舉制度始終沒有實行。
直至元仁宗延祐年間，才“斟酌舊制而行之”。1315年，元仁宗下詔恢復科舉，1315年第一次開科取士，這時距離元朝建立已達半個世紀了。此后，元朝的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，分鄉(xiāng)試(行省考試)、會試(禮部考試)、御試(殿試)三步進行。
元代把全國人民劃分為四等人：一是蒙古人;二是色目人(包括西夏、回回等西北地區(qū)少數(shù)民族);三是漢人;四是南人(指長江以南的漢人和西南地區(qū)各少數(shù)民族)。
舉行科舉考試時，元代制定的政策帶有明顯的民族歧視色彩。不僅蒙古人、色目人與漢人、南人分開考，而且在鄉(xiāng)試、會試時，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兩場，而漢人和南人則須考三場。御試時雖然四種人都考試策問一道，但只要求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五百字以上，而漢人和南人必須在千字以上。另外，在考試內(nèi)容上也有分別，出給蒙古人、色目人的題目比較容易做，出給漢人、南人的題目比較難做。放榜時，蒙古人、色目人列為一榜，稱“右榜”，漢人、南人另列一榜，稱為“左榜”，兩榜各分三甲。第一甲賜進士及第，品秩為從六品;第二甲賜進士出身，為正七品;第三甲同進士出身，為正八品。如果蒙古人、色目人愿意參加漢人、南人的考試，錄取后的待遇可提高一等。
鄉(xiāng)試科場全國共設(shè)17處。八月二十二日為第一場，二十三日為第二場，二十六日為第三場。第一場蒙古人、色目人試經(jīng)問五條;漢人、南人試明經(jīng)二問，經(jīng)義一道。第二場蒙古人、色目人試策一道;漢人、南人試古賦、詔、誥、章、表內(nèi)科一道。第三場漢人、南人試策一道。
會試于鄉(xiāng)試次年二月舉行，從赴試者中選合格者300人到大都會試。二月初一試第一場，初三試第二場，初五試第三場，第一場蒙古人、色目人試經(jīng)問五條，于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內(nèi)設(shè)問，以朱熹《四書集注》作答題標準;漢人、南人試明經(jīng)二問，同樣在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內(nèi)出題，以《四書集注》為標準，并參以己意作答，要求三百字以上。另試經(jīng)義一道，《詩經(jīng)》以朱熹注為標準，《周易》以程頤、朱熹注為標準，《尚書》以蔡沈注為標準，要求五百字以上。第二場蒙古人、色目人試策一道，以時務(wù)出題，要求五百字以上;漢人、南人試古賦、詔、誥、章、表內(nèi)科一道。第三場漢人、南人試策一道，在經(jīng)史時務(wù)內(nèi)出題，要求一千字以上。
從考試內(nèi)容和答題要求可知，元代開始把程朱理學定為科舉取士的標準，朱熹的《四書集注》成為科舉考試的立論依據(jù)。從此，《四書集注》成為讀書人的必讀書。要想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，不但要背誦《四書》正文，還要背誦一部分朱熹的注釋。此后，經(jīng)明代直到晚清，以程朱理學作為科舉取士標準維持了將近600年。
元代科舉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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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朝有科舉制嗎？從元代科舉制度剖析元朝為什么持續(xù)了不足百年
中國歷史一脈相承，其中元朝是中國歷代中疆域最大的，但是元朝同時也是第一個由少數(shù)民族掌權(quán)的大一統(tǒng)王朝。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，施行了許多種族不平等的政策，這從古時候人才選拔的基本途徑——科舉制中變可見一斑。
科舉制度士人的打壓及地位的初步恢復
科舉制度自隋唐一代開設(shè)以來，一直是選拔士人進入官場的重要手段，但是元朝初年，蒙古人并不重視傳統(tǒng)士人的價值，將他們與普通的農(nóng)民同等看待，身份低下，生活十分悲慘。
據(jù)《元史通略》記載：“亡金之大夫，混于雜役，墮于屠沽，去為黃冠者，皆尚稱舊官。王宣撫家有推車數(shù)人，呼運使，呼侍郎。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，既免跋焦，免賦役，又得衣食，最令人慘傷也?！?/p>
直到稍通漢學的官員解釋之后才稍稍得到些許尊重，元初重臣耶律楚材曾經(jīng)向元太宗進言稱“制器者必用良工，守成者必用儒臣。儒臣之事業(yè)，非積數(shù)十年殆未易成?！贝朔M言之后，元朝終于開始重視儒生在政治中的作用，允許他們進入官場。
據(jù)史料記載：“世祖以廉為京兆宣撫使，國制為士者無奴隸籍，京兆多豪強，廢令不行。希憲至，悉令著籍為儒?！?/p>
科舉制度的兩面性
雖然元朝開設(shè)了科舉制度，但是有元期間，真正憑借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儒生寥寥無幾，以至于很多儒生甚至“不屑而自甘沒溺與山林之間”，徹底放棄了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想法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三點。
其一，元代開設(shè)科舉的時間極短，因此科舉的次數(shù)極少。元代的科舉制度在仁宗皇慶二年時定制，而在延祐二年才首次開科取士，著距離南宋亡國以及過去了四十年，之后到了元順帝至元元年的時候便被廢止，前后不過二十年，其中每三年一次，這樣的科舉次數(shù)在歷代間都是最短的。
其二，即便中舉，能夠真正踏上仕途的人也不多。在仁宗在位期間，“由進士入官者百之一，由吏致顯要者十之九?！笨梢娍婆e的錄取率實在低的嚇人，除了剛剛開設(shè)科舉的仁宗年間，即使到了元順帝時期，官場中的官員們也極少是出身于科舉的儒生，這樣低的錄取率難免會讓讀書人失望。
據(jù)《續(xù)通典》記載：“通事、知印等，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，今歲自四月至九月，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，而科舉一歲僅三十余人?！?/p>
其三，在錄取率如此地的情況下，由于科舉分為兩榜，因此真正招收的漢人其實更少，而錄用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許多是通過舞弊中舉，其能力與學識均十分不堪，著進一步打擊了漢人的參試熱情，最終終令科舉廢止。
據(jù)史料記載：“今蒙古、色目人為文官者，多不能執(zhí)筆，花押例以象牙或木，刻而印之。宰輔及近侍者官至一品者，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，非特賜不敢用?！?/p>
中央行政中的不平等
元代的中央行政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，其中中書省直接領(lǐng)導六部的工作，而樞密院執(zhí)掌軍事，御史臺行使監(jiān)察的職能。在三省六部之外，設(shè)有丞相統(tǒng)領(lǐng)中央行政的日常事務(wù)。在整個元朝期間，丞相平章政事，左右丞相等職位，漢人是不能擔任的，參政知事這樣的工作，在元中葉之后，漢人也逐漸變少。
在丞相位置上，即使色目人也幾乎不被啟用，整個元朝，只有三名丞相不是蒙古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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