介紹

　　龔自珍（1792年～1841年），字璱（sè）人，號定庵（ān），后更名易簡，字伯定；又更名鞏祚，號定庵，清代思想家、文學家。漢族，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。祖父龔禔身，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，著有《吟朦山房詩》。父麗正，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，署江蘇按察使，著有《國語注補》、《三禮圖考》、《兩漢書質疑》、《楚辭名物考》等書。母段馴，著名小學(古漢語指文字學)家段玉裁之女，著有《綠華吟榭詩草》。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館，又號羽琌山民。清代思想家、詩人、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。

　　1813年4月再應順天鄉(xiāng)試，又名落孫山，7月妻子因誤診卒于徽州府署。9月天理教農民起義。次年著四篇《明良論》，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，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。他指出，腐敗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視臣下如犬馬、奴才，使大臣不知廉恥，只知朝夕長跪，只知追求車馬、服飾，以言詞取媚君上。在這種制度下，“官愈久則氣愈偷，望愈崇則諂愈固，地愈近則媚益工”入骨三分的針砭，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后又驚又喜，他欣然加墨批點：“四論皆古方也，而中今病，豈必別制一新方哉？”他欣慰地說“猶見此才而死，吾不憾矣！”。后回徽州后參與父親主持的《徽州府志》[1]重修工作。1815年，續(xù)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云。祖父病逝后與家人回杭州守孝。兩年后返京，租住北京法源寺南。

　　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，28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，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，研讀《公羊春秋》。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，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。從道光元年起，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，先后十幾年。其間，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，勾索舊聞，探討歷代得失，以后又參加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》的修撰，寫出了《西域置行省議》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。

　　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38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，終于考中進士。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”，撰《御試安邊撫遠疏》，議論新疆平定準噶爾叛亂后的善后治理，從施政、用人、治水、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?！芭F舉時事，灑灑千余言，直陳無隱，閱卷諸公皆大驚?！雹谥鞒值钤嚨拇髮W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“多磕頭、少說話”的三朝不倒翁，他“以楷法不中程，不列優(yōu)等”，將龔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，不得入翰林，仍為內閣中書。在歷任京官的20年中，龔自珍雖困阨閑曹，仍屢屢上書，指斥時弊，但都未被采納，甚至被同僚視為“痼疾”。這一時期，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，如《乙丙之際箸議》、《大誓答問》、《古史鉤沉論》等，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。

　　由于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，觸動時忌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春，他又忤其長官，決計辭官南歸，于四月二十三日（6月4日）離京。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。兩次往返途中，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、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，這便是著名的《己亥雜詩》315首。

　　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春，龔自珍執(zhí)教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。三月，父親龔麗正去世，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。夏末，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，準備辭去教職，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(zhàn)斗。但八月十二日（9月26日），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，年僅50歲。

詞作特色

 　　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，抒寫纏綿之情，成就遠遜于詩。晚年他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詞的缺點：“不能古雅不幽靈，氣體難躋作者庭?；跉⒘鱾鬟z下女，自障紈扇過旗亭?！保ā都汉?a target="_blank" href="/shici_view_9beb1943ac9beb19/">雜詩》）譚獻則認為龔詞“綿麗沈揚，意欲合周、辛而一之，奇作也”（《復堂日記》二）。他也寫了一些抒發(fā)感慨懷抱的詞，如〔鵲踏枝〕《過人家廢園作》抒發(fā)孤獨而自豪的感情；〔鳳凰臺上憶吹簫〕《丙申三日》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(xiàn)的感慨；〔浪淘沙〕《書愿》寫愿望，略同《能令公少年行》；〔百字令〕《投袁大琴南》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；〔湘月〕《壬申夏泛舟西湖》寫思想上劍態(tài)和簫心的矛盾，有志于作為，又思退隱，留戀山水。

藏書故事

　　他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家，還是一名知名的藏書家、目錄學家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官內閣中書，出任國史館校對官。道光九年（1829）成進士。官至禮部主事。十九年，棄官南歸。于江蘇云陽書院猝然去世。承家學淵源，精通文字、訓詁，漸涉金石、目錄，泛及詩文、地理、經史百家。一生志存改革，青年時代所撰《明良論》、《乙丙之際著議》等文，對封建專制的積弊，進行了揭露和抨擊。藏書極精，抄本和宋、元本達20余種，曾托鈕樹玉、何元錫等人助其搜討，又四處借抄。曾為諸多知名藏書家撰寫藏書記、藏書詩、藏書序跋。其《慈云樓藏書志·序》，對古典目錄學的闡述，深刻獨到：目錄之學，始于劉向，嗣是而降，約分三支：一曰朝廷官簿，一曰私家著錄，一曰史家著錄，三者體例不同，實相資為用，不能偏廢。尤喜收藏碑文、石刻、印章，文博藏品之富，陳元祿稱之為“不可勝記”。藏室名為“寶燕閣”、“寰中一玉之齋”，其藏帖“二千種之冠”，邀林則徐、魏源、何紹基等好友同賞。又有“晉墨齋”。研究藏品之作如《說印》、《商周彝器文錄序》、《秦漢石刻文錄序》、《瓦錄序》等專論文章數(shù)篇。惜藏書后來毀于火。他生平詩文甚富，后人輯為《龔自珍全集》。長子龔橙（1817～1870）字孝琪、孝拱，號昌瓠，喜藏書，并撰有《仁和龔氏舊藏書目》1冊，手抄本，著錄圖書700余種。

生平

　　生平：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：

　　20歲以前，在家學習經學、文學。他自幼受母親教育，好讀詩文。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、小學。12歲從段玉裁學《說文》。他搜輯科名掌故；以經說字、以字說經；考古今官制；為目錄學、金石學等。同時，在文學上，也顯示了創(chuàng)作的才華。13歲，作《知覺辨》，“是文集之托始”；15歲，詩集編年；19歲，倚聲填詞；到21歲，編詞集《懷人館詞》3卷、《紅禪詞》2卷。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。

　　20歲至28歲，應鄉(xiāng)試至入仕時期。嘉慶十五年（1810），龔自珍19歲，應順天鄉(xiāng)試，由監(jiān)生中式副榜第28名。二十三年（1818）又應浙江鄉(xiāng)試，始中舉，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。次年應會試落選，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開始入仕，為內閣中書。

　　29歲至去世。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。道光九年（1829），第六次會試，始中進士，時年38歲。在此期間，他仍為內閣中書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遷宗人府主事。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。兩年后，又補主客司主事。這類官職都很卑微，困厄下僚。48歲，辭官南歸（道光十九年，1839）。50歲，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（道光二十一年，1841），時為鴉片戰(zhàn)爭第二年。這時期，他對政治現(xiàn)實認識日益深刻，提出不少改革建議，寫出許多著名評論，如《西域置行省議》、《東南罷番舶議》、《阮尚書年譜第一序》、《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和歷史、哲學論文如《古史鉤沉論》等。

　　龔自珍從青年時起，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，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。道光三年，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，指出“近惟英夷，實乃巨詐，拒之則叩關，狎之則蠹國”（《阮尚書年譜第一序》）。他對時代的危機，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，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；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，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。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。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。后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，又作《農宗篇》。主張按宗法分田：大宗百畝，小宗、群宗二十五畝，其余閑民為佃農。其目的是“以中下齊民，不以上齊民”，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(tǒng)治。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，因此，他在《農宗答問第一》及《農宗答問第四》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。

　　龔自珍到30歲前后，在學術思想上也發(fā)生了較大的變化。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問題即“當今之務”聯(lián)系起來，應用《春秋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、發(fā)展的觀點，在“尊史”的口號下，對腐朽的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。這就是他在《尊隱》里所尊“橫天地之隱”的具體化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他繼續(xù)不斷地關心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，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。道光九年（1829）殿試《對策》中，他肯定經史的作用，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(xiàn)實問題為依據(jù)，“不通乎當世之務，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、孰亟、孰可行、孰不可行也”；對現(xiàn)實問題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，要求皇上“益奠南國蒼生”，“益誡西邊將帥”。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，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，改良的目標不明確，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(tài)度始終是積極的，他看到清王朝的現(xiàn)實統(tǒng)治為“衰世”，為“日之將夕”，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，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，也是始終一貫的。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(fā)生重大變化的前夕，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(xiàn)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、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。

詩作特色

　　政論、抒情和藝術統(tǒng)一

　　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，又是議論，但不涉事實，議論亦不具體，而只是把現(xiàn)實的普遍現(xiàn)象，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，提出問題，抒發(fā)感慨，表示態(tài)度和愿望。他以政論作詩，但并不抽象議論，也不散文化。

　　豐富奇異的想象

　　在他的詩中，“月怒”、“花影怒”、“太行怒”、“太行飛”、“爪怒”、“靈氣怒”等等，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，動人耳目，喚起不尋常的想象。又如《西郊落花歌》描寫落花，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，變?yōu)闊o比壯麗的景象，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?！奥浼t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”（《己亥雜詩》），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?！疤烀m秋肅，其人春氣腴”（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所觸，得十五首》），從沒落的時代中，也看到新生的一面。

　　形式多樣，風格多樣

　　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(tǒng)形式，“自周迄近代之體，皆用之；自雜三四言，至雜八九言，皆用之”（《跋破戒草》）。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“古體詩”，七言的“近體詩”，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。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，自由運用，沖口而出。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(xiàn)得最突出。作于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的《己亥雜詩》[2]315首，獨創(chuàng)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，內容無所不包，詩人的旅途見聞，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(fā)展變化，歷歷如繪，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。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。由于作者這種充分地、富于創(chuàng)造性地運用，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、最簡單、最集中的描寫事物、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。復雜深刻的思想內容，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，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?！皬膩聿糯笕?，面貌不專一”（《題王子梅盜詩圖》），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。他的古體詩，五言凝煉，七言奔放；近體詩，七言律詩含蓄穩(wěn)當，絕句則通脫自然。

　　語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

　　有瑰麗，也有樸實；有古奧，也有平易；有生僻，也有通俗。一般自然清麗，沉著老練，有杜韓的影響，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，或含蓄曲折太甚，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。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(yōu)秀詩篇的靈魂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(chuàng)性，使龔詩別開生面，開創(chuàng)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，不同于唐宋詩，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。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，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，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，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，又不落于以文字、學問、議論為詩。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，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，目為禁忌，不敢逼視。除幾組學術論文外，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。有些“以經術作政論”，“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，詆排專制”（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）。這些文章都是用《春秋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(xiàn)實的政治聯(lián)系，引古喻今，以古為用。如《乙丙之際箸議七》、《乙丙之際箸議九》和《尊隱》等，都是公羊“三世說”的運用。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(tǒng)治的揭露和批判，如《明良論》；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，如《平均篇》、《西域置行省議》、《對策》、《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等。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，如《捕蜮》、《病梅館記》等。還有許多記敘文，記人、記事、記名勝、記地方，如《杭大宗逸事狀》、《書金伶》、《王仲瞿墓志銘》、《書居庸關》、《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》等，內容不同，都富有現(xiàn)實意義。

思想體系

　　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：

　　龔自珍的第一個階段

　　20歲以前，在家學習經學、文學。他自幼受母親教育，好讀詩文。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、大學。12歲從其姥爺段玉裁學《說文》。他搜輯科名掌故；以經說字、以字說經；考古今官制；為目錄學、金石學等。同時，在文學上，也顯示了創(chuàng)作的才華。13歲，作《知覺辨》，“是文集之托始”；15歲，詩集編年；嘉慶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19歲，倚聲填詞，應順天鄉(xiāng)試，由監(jiān)生中式副榜第28名。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。

　　龔自珍的第二個階段

　　20歲至28歲，應鄉(xiāng)試至入仕時期。龔自珍21歲，編詞集《懷人館詞》3卷、《紅禪詞》2卷顯示了他絕異的才能。段玉裁作序說他“所業(yè)詩文甚夥，間有治經史之作，風發(fā)云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尤喜為長短句”，“造意造言，幾如韓李之于文章”，認為“自珍以弱冠能之，則其才之絕異，與其性情之沈逸，居可知矣”（《懷人館詞序》）。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又應浙江鄉(xiāng)試，始中舉，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。次年（1819年）應會試落選，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開始入仕，任內閣中書。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(xiàn)實，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，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，并從劉逢祿學習《公羊傳》，作品多傷時、罵坐之語。他寫出了《明良論》、《乙丙之際箸議》、《尊隱》、《平均篇》等政論文。嘉慶二十二年，他曾以文集《佇泣亭文》及詩集一冊請教“吳中尊宿”王芑孫。王認為他“詩中傷時之語、罵坐之言，涉目皆是”（《定盦年譜外紀》）。同年，他開始戒詩。今存這時期詩，有《逆旅題壁，次周伯恬原韻》、《雜詩，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，得十有四首》等。

　　龔自珍的第三個階段

　　29歲至去世。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。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第六次會試，始中進士，時年38歲，繼續(xù)擔任低微的官職。在此期間，他仍為內閣中書。50歲，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（道光二十一年，1841），時為鴉片戰(zhàn)爭第二年。這時期，他對政治現(xiàn)實認識日益深刻，提出不少改革建議,寫出許多著名評論，許多著名詩篇和散文名篇也寫于這一時期。改革建議，著名評論如《西域置行省議》、《東南罷番舶議》、《阮尚書年譜第一序》、《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和歷史、哲學論文如《古史鉤沉論》等。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，如《捕蜮》、《書金伶》、《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》、《病梅館記》等。他的許多著名詩篇，如《能令公少年行》、《詠史》、《西郊落花歌》和《己亥雜詩》等，也都是這時期作品。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，是統(tǒng)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、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，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。

　　龔自珍從青年時起，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，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?！扒餁獠惑@堂內燕，夕陽還戀路旁鴉?！保ā?a target="_blank" href="/shici_view_9bbf2d43ac9bbf2d/">逆旅題壁，次周伯恬原韻》）梁啟超說：“舉國方沉酣太平，而彼（指龔自珍、魏源）輩若不勝其憂危，恒相與指天畫地，規(guī)天下大計?！保ā肚宕鷮W術概論》）早在嘉慶二十五年，他已指出“自京師始，概乎四方，大抵富戶變貧戶，貧戶變餓戶”，“各省大局，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”（《西域置行省議》）。

　　龔自珍到30歲前后，在學術思想上也發(fā)生了較大的變化。他從對正統(tǒng)派考據(jù)學嚴歷地批判到堅決拋棄考據(jù)學，接受今文經學《春秋》公羊學派的影響，從劉逢祿學習，“從君燒盡蟲魚學，甘作東京賣餅家”（《雜詩，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，得十有四首》）。但他肯定考據(jù)學的有用的部分；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“惡習”，而主張“經世致用”，倡導學術要為現(xiàn)實政治服務。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問題聯(lián)系，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。他“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”，研究地理學，而特別致力于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，撰《蒙古圖志》，完成了十之五六；對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，寫《西域置行省議》和《東南罷番 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。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，以及政治、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，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(fā)展問題，并把經史、百家、小學、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，完全統(tǒng)一起來，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。他說：“周之世，官大者史。史之外無有語言焉；史之外無有文字焉；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。史存則周存，史亡而周亡。”（《古史鉤沉論二》）這里有前輩章學誠“六經皆史”觀點的影響，但比章說更擴大、通達、完整，更有科學性和戰(zhàn)斗性。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，并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。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，在于史官能站得高，從全面著眼，作客觀的、公正的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的批判。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(xiàn)實政治社會問題即“當今之務”聯(lián)系起來，龔自珍在中年以后，隨著仕途失意，感慨日深，思想也陷入矛盾、煩惱和痛苦，“坐耗蒼茫想，全憑瑣屑謀”（《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，弁端二十字》）。有時想以“搜羅文獻”自慰，“狂臚文獻耗中年，亦是今生后起緣”（《猛憶》）；甚至想“發(fā)大心”，寄幻想于佛教，以求超世間的解脫。但他愛祖國，關心現(xiàn)實，無法排除“外緣”，終于成不了佛教徒。一生中因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隱.

文學創(chuàng)作

　　龔自珍的文學創(chuàng)作，表現(xiàn)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，開創(chuàng)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。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。他說，“曰圣之時，以有用為主”，“求政事在斯，求言語在斯，求文學之美，豈不在斯”（《同年生吳侍御杰疏請?zhí)脐懶珡撵腩凇罚Ｖ赋鋈鍖W、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，就是有用。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，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，文章、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。他認為《六經》是周史的宗子；《詩經》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，而且“詩人之指，有瞽獻曲之義，本群史之支流”（《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》）。因此，選詩和作史的目的，都是“樂取其人而臚之，而高下之”，進行社會歷史批評。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“清議”或“評論”，“貴人相訊勞相護，莫作人間清議看”（《雜詩，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，得十有四首》）；“安得上言依漢制，詩成侍史佐評論”（《夜直》）。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(fā)，他認為詩歌創(chuàng)作的動機是由于“外境”即現(xiàn)實生活所引起，“外境迭至，如風吹水，萬態(tài)皆有，皆成文章”（《與江居士箋》），不得不然。而創(chuàng)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，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（《送徐鐵孫序》）。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。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，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，而總是著眼于現(xiàn)實政治、社會形勢，發(fā)抒感慨，縱橫議論。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，是一個歷史家、政治家的詩。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，到47歲，詩集共有27卷。他很珍惜他的少作，“文侯端冕聽高歌，少作精嚴故不磨”；“少年哀樂過于人，歌泣無端字字真”（《己亥雜詩》）。這些“精嚴”而“字字真”的少作，雖然都已失傳，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“傷時”、“罵坐”之作，被一般文士視為“大不可”的。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。

　　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的秋天，他開始戒詩，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，賦《小游仙》15首，遂又破戒。道光七年（1827）十月，他編了兩卷《破戒草》后，又發(fā)誓戒詩，“戒詩昔有詩，庚辰詩語繁”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。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。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，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，主要內容仍是“傷時”、“罵坐”。道光五年的一首《詠史》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。詩中詠南朝史事，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(tǒng)治，庸俗茍安，埋頭著書，“避席畏聞文字獄，著書都為稻梁謀”。詩末更用田橫抗?jié)h故事，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：“田橫五百人安在，難道歸來盡列侯？”又如道光六年（1826）所作七律《釋言四首之一》，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，“木有文章曾是病，蟲多言語不能天”；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，“守默守雌容努力，毋勞上相損宵眠”。晚年在著名的《己亥雜詩》中，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，統(tǒng)治階級的昏庸墮落，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，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，如“只籌一纜十夫多”、“不論鹽鐵不籌河”等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，具有深刻的現(xiàn)實意義和歷史意義。

　　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，表現(xiàn)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、孤獨感和自豪感。如道光三年（1823）的《夜坐》七律二首，“一山突起丘陵妒，萬籟無言帝座靈”，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，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，抒發(fā)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。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(xiàn)了重重矛盾。作于道光元年的《能令公少年行》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(xiàn)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。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，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(xiàn)實社會環(huán)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，因而在《己亥雜詩》“少年尊隱有高文”、“九州生氣恃風雷”二詩中，他確信前所未有的、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，希望“風雷”的爆發(fā)，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，打破那令人窒息、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。

散文特色

　　龔文的表現(xiàn)方法一般很簡單，而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，有的直率，有的奇詭。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。有的散行中有駢偶，有的瑰麗，有的古奧，甚至偏僻、生硬、晦澀。龔文區(qū)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，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(fā)展，開創(chuàng)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。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。譚獻認為龔詞“綿麗沈揚，意欲合周、辛而一之，奇作也”（《復堂日記》二）。實際上，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(tǒng)詞的影響，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。

　　作為古文大家，龔自珍更為有名。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，或“以經術作政論”，或直接批判揭露現(xiàn)實，或借題發(fā)揮，或通過論文、論事、記物、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(tǒng)治的腐朽、黑暗作批判諷刺，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。而表現(xiàn)方法也十分多樣，或直率，或奇詭，散行中有駢偶，簡括中有鋪陳，語言瑰麗古奧。

　　梁啟超曰：“晚清思想之解放，自珍確與有功焉。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，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；初讀《定庵全集》，若受電然?！保ā肚宕鷮W術概論》）

　　當然，今天看來，龔自珍提出的改革，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，許多是不徹底的，有的甚至是陳腐的。當他找不到出路時，作品中就表現(xiàn)出孤獨哀傷，甚至消極出世。

人物生平

書香門第
龔自珍生于1792年8月22日（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）世代官宦的家庭。祖父龔禔身，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。父龔麗正，字至極，號學路。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，署江蘇按察使。母親段馴，著名文學家段玉裁之女。

年少有成
龔自珍自幼受母親教育，好讀詩文。從8歲起學習研究《經史》、《大學》。12歲從其姥爺段玉裁學《說文》。他搜輯科名掌故；以經說字、以字說經；考古今官制；為目錄學、金石學等。同時，在文學上，也顯示了創(chuàng)作的才華。13歲，作《知覺辨》；15歲，詩集編年；1810年（嘉慶十五年），倚聲填詞，應順天鄉(xiāng)試，由監(jiān)生中式副榜第28名。

仕途不順
1813年4月，龔自珍再應順天鄉(xiāng)試，又名落孫山，7月，妻子因誤診卒于徽州府署。

1814年，龔自珍著四篇《明良論》，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，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。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后又驚又喜，他欣然加墨批點，認為他的論述正中當今政治要害，是別具一格的見解。后回徽州后參與父親主持的《徽州府志》重修工作。

1815年，續(xù)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云。祖父病逝后與家人回杭州守孝。兩年后返京，租住北京法源寺南。

1818年（嘉慶二十三年），龔自珍又應浙江鄉(xiāng)試，始中舉，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、王引之。

1819年（嘉慶二十四年），龔自珍應會試落選，28歲的龔自珍會試落選，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，研讀《公羊春秋》。

1820年（嘉慶二十五年），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，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。

從1821年（道光元年）起，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，先后十幾年。其間，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，勾索舊聞，探討歷代得失，以后又參加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》的修撰，寫出了《西域置行省議》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。

1829年（道光九年），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，終于考中進士。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”，撰《御試安邊撫遠疏》，議論新疆平定準格爾叛亂后的善后治理，從施政、用人、治水、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?！芭F舉時事，灑灑千余言，直陳無隱，閱卷諸公皆大驚。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“多磕頭、少說話”的三朝不倒翁，他以“楷法不中程”，不列優(yōu)等，將龔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，不得入翰林，仍為內閣中書。

1839年（道光十九年）春，由于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，觸動時忌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，他又忤其長官，決計辭官南歸，

1839年6月4日（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）離京。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。兩次往返途中，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、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，這便是著名的《己亥雜詩》315首。

執(zhí)教興學
1841年（道光二十一年）春，龔自珍執(zhí)教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。三月，父親龔麗正去世，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。夏末，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，準備辭去教職，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(zhàn)斗。但1841年9月26日，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。

軼事典故

藏書故事
龔自珍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家，還是一名知名的藏書家、目錄學家。一生志存改革，青年時代所撰《明良論》、《乙丙之際著議》等文，對封建專制的積弊，進行了揭露和抨擊。藏書極精，抄本和宋、元本達20余種，曾托鈕樹玉、何元錫等人助其搜討，又四處借抄。曾為諸多知名藏書家撰寫藏書記、藏書詩、藏書序跋。其《慈云樓藏書志·序》，對古典目錄學的闡述，深刻獨到：目錄之學，始于劉向，嗣是而降，約分三支：一曰朝廷官簿，一曰私家著錄，一曰史家著錄，三者體例不同，實相資為用，不能偏廢。尤喜收藏碑文、石刻、印章，文博藏品之富，陳元祿稱之為“不可勝記”。藏室名為“寶燕閣”、“寰中一玉之齋”，其藏帖“二千種之冠”，邀林則徐、魏源、何紹基等好友同賞。又有“晉墨齋”。研究藏品之作如《說印》、《商周彝器文錄序》、《秦漢石刻文錄序》、《瓦錄序》等專論文章數(shù)篇。惜藏書后來毀于火。他生平詩文甚富，后人輯為《龔自珍全集》。其子龔橙撰有《仁和龔氏舊藏書目》1冊，手抄本，著錄圖書700余種。

名父·逆子
龔橙是龔自珍的長子，字孝拱，號半倫。他除了對小老婆，別的通通不愛，故自號“半倫”，真是“坦誠”得讓人佩服。龔半倫雖放蕩不羈，可并非不學無術之徒，相反他自幼聰穎，“藏書極富，甲于江浙，多四庫中未收之書”，少時即“沉酣其中”。孝拱治學于公羊最深，著述甚富。他不自收拾，為人豪放，不修邊幅，恃才傲物，世人因此多忌恨他。晚年家道益落，變賣先人金石書畫殆盡。李鴻章愛其才，月資二百金以備無米之炊。孝珙客居海上時，曾做英國人威妥瑪?shù)哪桓?，月資數(shù)百金。后來資金日減，生活益窘，寵愛的兩個姬妾都下堂入廚。

有人甚至攻擊他曾把女兒送給威妥瑪做妾。龔孝拱給英國人巴夏禮做幕僚時，曾引導英法聯(lián)軍火燒圓明園。據(jù)說當時英人欲直攻故宮，龔孝拱力阻之，說圓明園珍寶如山，是中國菁華之所在，毀此亦足以泄憤。英人聽從他的話，京城遂得保存。

與龔半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父親龔自珍。父子倆一個愛國，一個賣國，一個名垂青史，一個遺臭萬年。清人趙翼說，名父之子多敗德，這雖然不是必然規(guī)律，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，按照“子不教父之過”的說法，龔自珍自然也難辭其咎。孝珙除精于公羊學外，還精于史學、小學。著有《元志五十卷》、《雁足鐙考三卷》、《清邋遢史三卷》。

死因之謎

離奇暴斃與丁香花公案

自珍在京做官時，是明善堂主人的上客。主人的側福晉顧太清慕其才，二人有曖昧事。有人說，自珍詩集中游仙詩及詞中《桂殿秋》、《憶瑤姬》、《夢玉人引》諸闕，倘恍迷離，都是為這件事而引發(fā)的。后來被明善堂主人察覺，只好引疾歸鄉(xiāng)。結果還是被明善堂主人鴆殺了。還有一說。自珍晚年眷戀一個私娼，叫靈蕭，而靈蕭卻另有所愛。有一天，他去靈蕭家，遇見了那個人，自珍讓靈蕭與他斷絕往來。靈蕭明應，而暗中往來愈密切。半年之后，龔自珍在靈蕭家又遇到那人。龔自珍回家拿了鴆毒交給靈蕭，命她毒死那人。這種毒藥本出自宮內，服下后并非立即死，死后也沒有傷痕可驗。那靈蕭收下藥，隨即放入酒中，端給自珍。龔自珍飲下，回到家就感不適，數(shù)日后死了。

雖然日子過得苦哈哈，龔自珍詩歌中卻不乏艷情之作，這與他的生活態(tài)

度是分不開的。他對女性的欣賞，讓他一生中有過許多短暫的情緣。其中最為著名的，莫過于他與清代女詞人顧太清的情感糾葛。這一段情事，是清代最廣為人知、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段秘聞，稱為“丁香花公案”。

這段公案，起源于龔自珍《己亥雜詩》中的一首。詩歌寫道：“空山徒倚倦游身，夢見城西閬苑春。一騎傳箋朱邸晚，臨風遞與縞衣人?！逼┎⒆宰⒃疲簯浶溟T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。這里的“宣武門內太平湖”，指的是乾隆曾孫、宗室才子、貝勒奕繪的府??；而“丁香花”、“縞衣人”，則被附會為奕繪的側福晉顧太清。

奕繪和顧太清都能詩善文，與京中文人墨客過從甚密。龔自珍本是他們夫婦的座上賓。人們認為這首詩表明顧太清與龔自珍之間存有曖昧之事。清末學者冒廣生《讀太素道人〈明善堂集〉感顧太清遺事輒書六絕句》首次將此事書之成文：“太平湖畔太平街，南谷春深葬夜來。人是傾城姓傾國，丁香花發(fā)一徘徊。”這起“丁香花公案”遂廣為流傳，贊同者有之，反對者有之，辟謠者有之。清末的曾樸曾將此事虛構一番，寫入了小說《孽?；ā返牡谌?、四回，兩人的所謂“情事”更是得以盛傳。

龔自珍與顧太清一為當世才子，一為聞名才女，二人的情緣是真是幻，直到今日仍然爭執(zhí)不休。只是，這件事對兩位當事人的一生影響深遠。顧太清被逐出王府，從此流落市井。1839年（道光十九年），龔自珍也辭官回鄉(xiāng)。他匆忙離開京師之后，對進京心有余悸，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，自己并不親往。兩年后的八月廿十，龔自珍暴病而卒。

其他說法
一說死于權貴穆彰阿之手，一說被青樓女子靈簫和小云毒死，—說是榮親王府派來的殺手。晚清小說《孽?；ā穭t以龔自珍兒子的口吻說，他被宗人府的同事，用毒酒毒死了。

主要成就

政治
《己亥雜詩》中的批判、呼喚、期望、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、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。例如《己亥雜詩》中第一二三首，“不論鐵鹽不愁河，獨倚東南涕淚多。國賦三升民一斗，屠妞那不生栽禾?！睂懗隽俗髡邔η宄恢匾暬I劃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、稅收和水利等問題，一味依賴東南的漕運，對江南人民加重剝削，致使農業(yè)生產凋敝，人民困苦不堪，危害國家經濟的現(xiàn)實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評。再如《己亥雜詩》中第八七首，“故人懷海拜將軍，側立南天未蕆勛。我有陰符三百字，蠟丸難寄惜雄文?！北磉_詩人對禁煙斗爭的關注，對國家命運的關注。

文學
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，又是議論，但不涉事實，議論亦不具體，而只是把現(xiàn)實的普遍現(xiàn)象，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，提出問題，抒發(fā)感慨，表示態(tài)度和愿望。他以政論作詩，但并不抽象議論，也不散文化。

在他的詩中，“月怒”、“花影怒”、“太行怒”、“太行飛”、“爪怒”、“靈氣怒”等等，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，動人耳目，喚起不尋常的想象。又如《西郊落花歌》描寫落花，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，變?yōu)闊o比壯麗的景象，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?！奥浼t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”（《己亥雜詩》），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。

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“古體侓詩”，七言的“近體詩”，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。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，自由運用，沖口而出。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(xiàn)得最突出。

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，抒寫纏綿之情，成就遠遜于詩。晚年他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詞的缺點：“不能古雅不幽靈，氣體難躋作者庭?；跉⒘鱾鬟z下女，自障紈扇過旗亭。”（《己亥雜詩》）。他也寫了一些抒發(fā)感慨懷抱的詞，抒發(fā)孤獨而自豪的感情；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(xiàn)的感慨；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；思想上劍態(tài)和簫心的矛盾，有志于作為，又思退隱，留戀山水。

有瑰麗，也有樸實；有古奧，也有平易；有生僻，也有通俗。一股自然清麗，沉著老練，有杜韓的影響，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，或含蓄曲折太甚，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。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(yōu)秀詩篇的靈魂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(chuàng)性，使龔詩別開生面，開創(chuàng)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，不同于唐宋詩，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。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，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，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，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，又不落于以文字、學問、議論為詩。

作為古文大家，龔自珍更為有名。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，或“以經術作政論”，或直接批判揭露現(xiàn)實，或借題發(fā)揮，或通過論文、論事、記物、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(tǒng)治的腐朽、黑暗作批判諷刺，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。而表現(xiàn)方法也十分多樣，或直率，或奇詭，散行中有駢偶，簡括中有鋪陳，語言瑰麗古奧。

龔文的表現(xiàn)方法一般很簡單，而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，有的直率，有的奇詭。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。有的散行中有駢偶，有的瑰麗，有的古奧，甚至偏僻、生硬、晦澀。龔文區(qū)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，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(fā)展，開創(chuàng)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。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。譚獻認為詞“綿麗沈揚，意欲合周、辛而一之，奇作也”（《復堂日記》二）。實際上，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(tǒng)詞的影響，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。

梁啟超曰：“晚清思想之解放，自珍確與有功焉。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，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；初讀《定庵全集》，若受電然?！保ā肚宕鷮W術概論》）